辟谣，丽江封城消息不实

[7]典型的代表，如 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2007. [8]如布雷耶的名著《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地规制风险》和孙斯坦的《风险与理性》。

而征收则是针对少数人的财产限制。我国宪法在2004年修改时，用财产权取代了所有权。

这样，个人所得税所涉及的金钱给付义务，就属于财产权保障所应予关注的问题。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将并给予补偿前的逗号删去。参见刘连泰：《宪法上征收规范效力的前移》，《法学家》2012年第5期。如果某事项根本就不能落入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则国家即使干预该行为，也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就无所谓合宪与否的问题。(3)征收是令个别人不平等承受了特别牺牲，而税收则是公民普遍承担的平等牺牲。

量能课税的要旨就是此具体差异基础上的实质平等。(4)狭义比例原则(Verhltnismβigkeitimengeren Sinn)。在这方面，1982年宪法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尝试和宝贵的经验。

在宪法修改中的个别重大问题上，胡耀邦也与邓小平一同起到了关键作用。[25]这样一部宪法肯定不能也不应当反映社会主义宪法的共性。这个巨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制定规则主体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又来自1982年宪法的设计。他说，邓小平亲自领导了这次修宪工作，果断地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对新宪法起草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家体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及时、明确地提出了意见，对这部宪法的制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6]参见许崇德：《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载《法学》2008年第2期。[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宪法虽然没有规定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但是，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即实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就专门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要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将在第二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辞去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文革结束后，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3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7页。（三）1982年宪法过多受到重要政治人物的影响 回顾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发现，这是一部深刻地打上重要政治人物个人烙印的宪法。

[10] 应当说，建国三十多年后，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政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到1982年宪法才真正确立起来的。1982年2月17日，邓小平在与彭真、胡乔木和邓力群等谈对宪法修改草案的意见时，特别地说了一句：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王汉斌说，从开始研究修宪，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一定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但是，1982年宪法是在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制定的，对党与政的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过多地受到重要政治人物的影响，是一部存在很大局限的宪法。

前几年，不少学者论述宪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率作用，也是从一个局部性和阶段性来考察的。[12]邓小平是如何批驳这种言论的呢？他说，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他不仅说到了中国，还说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一国宪法作用的发挥，除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的社会基础之外，时常要取决于该国的政党、其他政治集团乃至政治领袖自身的诸多具体因素。

[35]参见《彭真传》相关档案。按照宪法体制的设计，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的结合，[8]这样一个制度设计，就使得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从法律上说不能是单个的自然人，很难有一个终身任职的问题。王汉斌的回忆中有两个事例，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对修改宪法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个人影响。今天，回顾和总结1982年宪法的改革精神，大概可以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 一是，在特定情况下，用立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可以走在经济体制改革前面的。[38]而宪法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到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能给人以重要的启示。

有一种流行已久的观点，认为宪法应当走入寻常百姓家，应当可以用来诉讼，才会发挥作用。光有时代背景还不够，在中国，还必须有历史人物的推动，改革才得以进行。

[15]9天后的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开门见山地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宪法的真正有效实施，取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取决于国家选举制度的改革和有效实施。

[30] 根据王汉斌的回忆，邓小平在宪法修改中至少对以下重大问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提出全面修改宪法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决定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放在国家机构前，要求不搞两院制，设国家主席，亲自草拟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内容，决定保留最高检察院和设立监察机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一国两制提供宪法依据等。1982年宪法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表决中，以只有三张弃权票的高票获得通过。

但是，由于党的领导被写在序言中，而序言的法律效力如何具体体现出来，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在客观上就影响了党的领导的法律效力。对于宪法所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许崇德先生已有专文论及，[5]这里不复多述。[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所以，总结三十年来宪法实施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宪法的规定以及实施中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之所以难以寻求理论共识，难以找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并缺乏稳定性，从源头上说，恐怕还是因为我们未能清楚地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前提性的问题。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从1980年由胡乔木负责，到1981年由彭真负责，其间讨论的内容，差异相当大，都是因为与如何改革以及改革到什么程度这个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就以政党或者政治领袖而言，他们的政治道德、政治智慧、政治艺术乃至政治领袖个人的胸怀与修养，都直接影响到宪法作用的发挥，而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发生，又具有极大的偶然性。[33]1982年宪法通过后，1983年，邓小平又担任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直到前述1989年主动提出退休，开创了重要的宪法惯例。

[29]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也曾经专门撰文，以史料叙述和分析了邓小平对1982年宪法制定的决定性作用。[29]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12期。

文革结束后的不短时间内，我们国家基本还是依靠党制定政策和领导人讲话来为社会确定行为标准的。在胡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期间，曾经以十分开放的姿态组织讨论过两院制、联邦制等重大问题尽管对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分类的关注将促进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但面对现状，在此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对行政行为的研究和应用，属于两个有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范畴，必然会有重要的差别。

例如直接推理的类性只有一个前提的推理就是逻辑学规定的。在具体的分类过程中，究竟遵循何种方向往往是由人们的具体需要和当时的具体情境来决定的。

2.司法实践的需求影响了对行政行为的分类。多重标准分类强调分类时依据的标准必须是一组而非一条，由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实践目的的不同，则需要把几条标准综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

分类即意味着把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把不同的东西根据彼此相互的关系，形成一个系统。是分类的关键技术性问题。